当英国的女王造访格林威治天文台，得知天文台的台长，著名的天文学家薪金微薄时，立即决定给这位天文台的台长加薪。天文学家趋前一步，恳求女王打消这个念头。大家十分奇怪。他解释说，如果薪水太高，在这个位置上的就不一定是天文学家了。
这位科学家实际上已经道出了科学界的一个两难命题：如果不加薪水，可能不会维持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如果增加薪水，可能导致科学的进一步被葬送。如果把这个问题再反过来看，就是科学家的价值问题。在市场经济社会里，衡量科学家的价值往往以职称和薪水为标准。对于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的人们，有关部门往往委以高职称，提高薪水，试图依此来证明对科学家及科学的重视。最近我国不少高等院校刊登大幅广告，高薪延揽教授。一些人振臂高呼，教授们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在这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我总忘不掉那位天文台长的话。如果教授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那么，坐在教授的位置上的还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授呢？
我绝对不会认为教授就应当与贫穷联系起来。季羡林教授开出的改变我国教育状况的第一剂药方就是增加工资。但是，季先生也谈到，有的地方“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增加教授的工资可能会成为我国2000年最大的扶贫项目，如果我国的教育体制不改革的话。
所以，增加教授的工资是应该的，而且是急需的。但，这与务实的教育是两个概念。务实的教育首先是确定谁可以为教授。如果教授成为一种荣誉而与其本意相去甚远，则整个社会将变成为最没有教育的社会。当年的蔡元培力倡“兼容并包”，恐怕就是注意到了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危险性。如果事先划定杠杠，要求必须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才可以成为北大的教授，那么不少硕儒将无缘北大的教席，连未获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之先生也难以进入北大。这样，北大也就不成其为北大了。现在有的学校为了上档次，推行博士工程，让所有的教师都攻读博士学位，造成一个博士校、博士系。我很怀疑，这样催出来的人才到底能堪何用？我们的博士与教授满街走了，我们的论文与专著多了，我们的人才够了，可我们的教育完了，因为大家都浮躁了，“务实”了。一个长期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没有突破，最终让一位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捧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现象本身还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如果期货与期权的评估与计算以市场的发达为研究的前提条件，那么谁又能结合中国的实际画出一张让普通民众信服的蓝图？是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与实际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我们的经济学是不是也应当高于生活呢？否则我们经济学的指导意义何在呢？学科研究不能够堆积木，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吹泡泡，否则我们的教育不但贻误这一代人，而且将危害下一代人。
应当看到，学术评价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胡适先生不是也长期被一些学者讥之为浅薄吗？学术的评定首先应当是同行评议，但问题恰恰就出在同行评议上。如果“有资格”参与评议的同行没有水平，则只好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了。前些时在广告作品的评审中，几幅获奖的作品都是抄袭之作，有的同行不客气地说，还当什么评委呀，干脆回去抱孩子算了；如果被评议的人比评议人的水平高，那么被评议的人就有可能面临更大的灾难，被评议人的错误可能被放大，可能因某一点不足而被彻底地剔除出学术队伍。当然，这仅仅是从学术层面来思考问题，如果其中再夹杂着个人的恩怨与好恶，那么学术的评定就更是糊涂浆子一盆了。所以，当我看到一些学术论文很有分量的教师以讲师终其一生时，开始很惊讶，现在想来也就释然了。在国外，特别是在学术传统比较悠久的国家，有的学校为解决这个问题，实行教授职位的“紧缩”政策，也就是在一个系里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位教授，能担当此任的必须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他（她）可能出自本校，也可以（大多数）从校外遴选，真正实现了专家治校，行家治系。由于领导是高高在上的行家，要想在他（她）手下蒙事就比较困难了。这种确定好一把手，然后再由他（她）挑选教师队伍的做法虽然也有任人唯亲的嫌疑，但总比那些假行家带着一帮跟屁虫滥竽充数要好得多。不过，这种政策在我国是绝对使不得的，因为我国的教授不仅仅是职称，它还与工资、房子等待遇密切地联系起来，如果教授的职位太少，教师就会群起而攻，领导就会坐不住。如果其他院校的教授很多而本校的教授太少，则会上下都不落好，领导恐怕也干不成了。
因此，领导在鼓励教师提高学位的同时，还支持教师多写论文多出书，不管这些教师有没有写论文的水平。反正评教授是评数量而不是评质量，所以大量的不能称其为论文的所谓论文纷纷出世，学术界一片繁荣。有的教师连论文也写不出来，只好出书了。不管对这一行的深浅是否了解，只要能弄到书号，就可以出书。如果一家出书困难，可以由几家搭一个草台班子，联合出书，你卖几本，我买几本，在评职称时大家都有货，只要堆头够大，都可以弄个教授当当。现在“市场经济”已经在学术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只要赞助一定的费用，连论文也可以批量刊登，学问直接商品化了。
那么，真正的学问应该是什么呢？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改革开放，我们大学的院墙推开了，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如果心中的那一面学问之墙也倒塌了，大学也就不成其为大学了。现代的学术不是清灯残卷，而是站在学术的高地上，面对纷繁的生活，守望精神家园。任何外加在学术之上的虚假的东西都应当剔除，浮躁的心态应当纠正，从现在开始，埋下身子，一点一滴思考问题，开辟一片纯净的学术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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